如果張愛玲 @ 黃國盈

不知道張愛玲1957年寫《五四遺事》的時候，可有想到她離開多年的胡蘭成，假如他們不分開，是胡蘭成會變成坐擁三妻的密斯特羅，還是張愛玲會變成密斯范……。

如果猛火還有餘燼／餘燼將散聚一幅枯山水／許是雪景，那人落落穿行去／不辨清白，不辨川壑窄長中國，無橋無塔／也無旗幟垂落／包裹被熱風破開的振臂／飛廉戰鬥著窮奇有人吃德賽，有人吃主義／你吃臭豆腐玉米麵糊糊／紅樓虛構了赤都／你不虛構廢姓外骨仍有遊行隊列，你仍第一次／碰觸那溫溼的戰馬的臉／那分明是尼采的血／你們認作飼馬草上的露如果死者還在／你們將用隱語交易一回：／這妙皴的奇嶺你袖去／這凍凝的小河我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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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大概是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後的一個悶熱的晚上，我在遠離北京的一個香港的島嶼上如常讀書，讀罷止庵《周作人傳》，寫了這麼一首〈一九六七，五四遺事〉獻給「五四」最重要的一對兄弟魯迅和周作人的詩，標題還順帶致敬了張愛玲。張愛玲的《五四遺事》與魯迅的《傷逝》是對「五四」一代最痛的反思，讀之五味雜陳；而周作人則以自己下半生的悲劇，為「五四」的失敗做了最完整的註腳。

禁錮與解放

「有人吃德賽，有人吃主義」，從1949年這一場青年抗爭運動被中共的宣傳機關演變成一個「青年節」之後，很明顯所謂的五四精神已經變成一大幫投機者的快餐，至於真正的五四先行者、倖存者，如周作人，被紅衛兵批鬥後只能癱睡廚房地板、吃臭豆腐和玉米麵糊糊維命。

我的詩最後有一點美好的想像，垂危之際的周作人想起當年曾志同道合的兄長，會有美麗的記憶嗎？「這妙皴的奇嶺你袖去／這凍凝的小河我帶走。」分別指向周氏兄弟的黃金時代的創作：《野草》與《小河》，其時五四尚未成為運動也不是什麼節日和符號，是一股無從命名的衝動，在數千年積弱的身軀上面奮起的精神，務必要摧枯拉朽、殺神殺君，開創一個「人」的時代。無奈這身軀病入膏肓，撐不住精神的狂飆突進，轉而尋求自己習慣的庇護所，於是乎做為另一種鴉片的救世主崇拜趁虛而入，「黨」取代了「人」，集體主義泯滅個體醒覺，這是國共聯手持續最久的一場清洗。

是的，我必須提醒自己要談一個活活潑潑的五四，勿要被怨恨、痛悔所左右。如果說一個廣義的現代中國曾經有過一絲光明、一刻青春，1915年至1931年那個民國尚存。1915年《新青年》創刊，是為一代人更新換血再生之哭喊，痛但是充滿了赤子的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變，惡鄰凶相畢露，原先致力於各種文化復興實驗的知識界不得不放棄個體的懷疑主義和獨立，團結在民族主義大旗之下，固然是為了生死存亡的鬥爭，然而無奈中斷了健康的民主發展（因為戰時有充分的理由認可獨裁者集中力量對外抗戰）。經此劫難之後的民國已經不是民國，即使數十年後台灣華人重新建立了民主的實驗室，那也是台灣的驕傲而不是民國的餘澤。

「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五四之實驗師陳獨秀先生這句話，便是我所理解的「活活潑潑的五四」，中國的政治環境從來沒有好過，知識分子需從容於肉身禁錮與精神解放這極端兩界的跨越。而五四之後的陳獨秀比五四時的陳獨秀更決絕地把自己當作實驗品，當他意識到五四精神被利用之時，他否定他人對自己的青年領袖迷思；當他意識到共產主義被毛歪曲之時，他離開共黨；當他明白到托洛茨基派也存在偏執謬誤之時，他離開托派，最終以獨立異議分子之姿寂寞辭世。如此的反叛與自我反叛，試問中國有幾人能做到？1942年的中國，所謂五四精神，維繫於一人。

廢名的啟發

這除了決絕，還需要強大的樂觀。多少人以陳獨秀的「逛窯子」、獄中愛情等韻事非議他，我卻覺得那是一個真實的人的可愛。民國百餘年，知識分子有怒有恨有犧牲，稀缺的就是一份可愛。理論上種種呼喚人性，當人性由他們冊封的「導師」來表現的時候他們卻高呼失望，知識青年竟也渴盼一個聖人，聖人便自行顛覆他們的想像。他似乎在說：中國有人性，請自我始。

抗戰勝利後，不顧舉國欲殺，堅持前往老虎橋監獄探望負漢奸之名的周作人的，只有其弟子廢名（馮文炳）一人。這也是存五四精神於一脈的人性之舉，不為主義不為民族「大義」，僅為人對人的信任與愛，詩人廢名驗證了他自己在五四時所立誓──「倘若他槍斃了，我一定去看護他的屍首而槍斃。」他在1926年的一篇日記裡寫到，雖然廢名寫的「他」是指魯迅，二十年後卻實踐在周作人身上了。

廢名在1949年之前，無意成為了「五四」的遺孑──我想他也許更希望以「真儒」自詡。回想五四反孔家店，明明反的是「店」化的儒家，最後卻被共產黨狹義化為反「孔老二」。我喜歡孔子不喜歡儒家，孔子是人道主義，儒家不是人道主義，這就是廢名啟發我的。廢名所講述所親身力行的那一個孔子，就是一個活活潑潑的孔子，坐言起行、有教無類的那一個孔子，恰恰符合了理想主義的理性、積極一面，這也是我想像的五四精神假如發展下去可能的一途。

希望的確信

五四諸家，我最愛廢名，其次卞之琳與馮至。最新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現當代部分，王德威執筆的「1841～1937年的中國文學」僅用一句粗略失當的話介紹廢名，奚密執筆的「1937～1949年的中國文學」則壓根沒提到他，這是大多數文學史實為文學活動史的勢利，更重視文學事件、流派的生變與衝突，而不是作品，而且在當代文學的敘述中因為過於貼近，而放大了很多文學事件的意義，而像廢名這樣欠缺衝突、獨立於流派的作家必然被忽略。

據說胡蘭成曾求見廢名而被拒，我相信，以廢名之誠懇真摯，必不喜胡之浮浪皮相。不少論者誤會胡蘭成為廢名傳人，也是僅見皮相。而胡之大熱，相較廢名之寂寞，更是時代頹喪的顯現。不知道張愛玲1957年寫《五四遺事》的時候，可有想到她離開多年的胡蘭成，假如他們不分開，是胡蘭成會變成坐擁三妻的密斯特羅，還是張愛玲會變成密斯范──不過我知道，就算張愛玲變成密斯范也斷不會是自願的──但密斯范之淪喪獨立又真是完全自甘的嗎？

「五四」教會我去衡量一個人的時候，多考慮時代的壓力有多少是逃避與開脫，受制於一個想像的「時代精神」眾諾諾的時候，獨諤諤的那一位往往卻是時代精神真正的保守者，他會堅持到最後，周作人、陳獨秀、張愛玲、1949年前的廢名皆如是。回看早死的魯迅好像最冤枉，死後被共產黨的宣傳武器挾持了大半個世紀，就如「五四」一樣。「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於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可笑。」（《傷逝》）──但畢竟魯迅不是涓生，他並沒有「用遺忘和說謊」做自己的前導，我們得以回憶那樣一個五四時代，活活潑潑的，是我們對人──即使是最僵化的華人──之希望的確信。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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